此前，胡锦涛所实施的措施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名村土地改革铺垫了道路。2008年的三中全会认同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但同时还呼吁逐步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同时，本届会议还宣布个体农户的土地租赁期限，由30年可无限期延长。此后，虽引起立法者的争议，但是首都人士的争议并没有能够阻止地方省的修补政策。
过去的五年已经见证中国农村土地权利改革实验的广泛传播，如古勉村进行的房屋抵押贷款。这些改革都很谨慎，即使是在广东省这样一个自邓小平时期就被用作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验区。（自1978年之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成为此地的高级官员。）古勉村所进行的改革仅限于可支付同一村庄的房屋。该计划的监管者刘宏志（音译Liu Hongzhi）引用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说“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
许多古勉村家庭已经利用贷款建起五、六层的楼房。当地村民者之所以会修建房屋，是由于最近一列动车穿过该村。当地居民将修铁路占用土地给予的补偿以及房屋拆迁补偿费，大部分都用到建设房屋上了，并且希望能从出租房屋中小赚一把。
不仅如此，约有3千万人口的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自2010年在薄熙来任职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改革计划，允许农民抵押房产贷款。此后，贵州，云南也展开了相似的实验。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前重庆市政府顾问崔之元（音译）表示此类抵押贷款规模小，农民也极其谨慎。此外，党内官员还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在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一概念已经被写进这个国家的宪法中，官员也不愿意改变这一规定，其中的一些官员认为这象征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外， 地方政府是抵制任何土地制度改革的，因为原有的土地制度对他们更有利。地方政府担心，明细土地产权后，农民更不愿意将土地用作建设基础设施，工厂以及土地城市住住宅。出售土地给开发商不仅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其进行借贷抵押品。
不过，习近平已经释放信号，要直接解决相关的土地法律问。上任不久，习近平就采取一项重要的措施，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实验。2012年12月，政府采用一项针对农村问题的政策文件，并在一个月之后，将其公布于众，称到2017年底农民将会取得具有明确的土地位置证书，此后，会尽快颁发类似的住宅用地证书。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涉及到诸多争论，还需要借助卫星设备进行土地测量。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界限，秩序井然的土地交易市场就不可能形成。对于这些改革，古勉村的一些居民表示，比起修建铁路所所带来的金钱收入，他们更需要房屋抵押贷款。
古勉村民的这些愿望，折射出当下中国土地改革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暗示了习近平改革的原因以及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假如农民可以自由的买卖和处置土地房屋，就会弱化中共基层组织对地方人民生活的控制，农民就可以享受到相对的自由。这正如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城市居民所经历的变革，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控制的房屋被移交给房屋的居住者。对此，河北省一名农业企业家孙大午表示，只有当农民具有产权之时，才能享受到人权。
当1978年的三中全会还在讨论支持人民公社时，一群贫困的安徽农民已经秘密地决定将村庄集体用地分包到个人耕种。最终，到1981年，中共明确肯定了家庭责任制。当时已经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在实施家庭责任制。接下来几年，人民公社逐渐被废除。1978年的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同样，对于当下的中国相似的改革可能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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